香港电影该治治幼稚病了，难道永远逃避现实，活在过去？
影迷圈有两个老梗：
一个是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什么时候得奥斯卡影帝？
另一个是香港电影已经（将要）死了吗？
第一条现在业已作废，第二条还够念叨一阵子的。
对香港电影来说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，这话不虚。
现在的香港电影导演大致可以分成两拨，一拨2000年前就功成名就的业内大咖，以北上神州为主要发展方向；一拨更年轻的新人，专注于开拓本港在地题材，敲打独立小成本电影。
对于前者我们暂且不论，这里只说后一类。
近两年香港出现了一小批青春怀旧类的电影，多以「九七」为分界线，讲述对当下的失望和对昔日的怀念。
正好，就在这个三月，这样的电影在国内就上映了两部，一部是黄修平导演、杨千嬅主演的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，一部是刘伟恒导演、黄又男主演的《王家欣》（后更名为《寻找心中的你》）。
没有任何意外，这两部电影在国内的票房异常惨淡。
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上映9天，票房490万。
《王家欣》上映3天，票房40万，排片已经消失。
大概这实在不是内地观众能够接受的香港电影吧。
在多数人的心里，香港电影要么是吴宇森、周润发豪气干云的英雄片，要么是徐克、李连杰飞天遁地的武侠片，或者是王晶、周星驰令人捧腹的喜剧片，或者王家卫、陈可辛牵肠挂肚的爱情片……
前面说的这两部，其主角其实并不是「人」，所说的亦非故事，而是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。
有多少内地人能理解，并且愿意抱着善意去理解，香港人心里那系于时间的乡愁呢？并痛惜香港的命运呢？
对这些电影亦有严厉的批评声音，影评人吴李冰（LOOK）就认为，这两部影片「暴露的是异常恶劣的精神顽疾，其主角拒绝成长，因为无法在当下的世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，他想的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而是寄托于逃避主义，幻想回到一个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美好旧世界。」
但是，我们最热爱的香港电影，曾经亚洲最繁华强劲的电影业，为何衰落至此？
我的看法：如果说「香港电影」之前遇到的问题还都是「电影」的问题，那么，现在则更主要是「香港」的问题。
下面这篇文章，详细分析了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这两部电影，立论公允平和，你若是关心香港电影，请读一读。
文 | 茶泽
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在香港本土差不多同时上映，登陆内地院线亦同在三月。两部非合拍性质的港产电影均采取「现在／过去」两条线索并进的叙述方式，在人物组成上延续了新浪潮式的三人行结构，从一个怀旧的视角出发，去回顾了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春爱情故事。
《王家欣》落墨于1992年的香港坪洲，终日无所事事的吉他青年陈俊贤，对豪华戏院的售票员一见钟情。他弹琴唱歌给她听，在夜半无人的街道一起等巴士。这夜过后，他失去了她的踪迹，只记得她胸前佩戴的铭牌写着「王家欣」，凭借这唯一的讯息，俊贤展开了一段寻爱之旅。
这个脱胎自导演刘伟恒的原创故事，有一个并不新鲜的母题「寻找真爱」，尤其当它被怀旧和青春的外壳所包裹时，便会显得过分纯情，在多大程度上能让观者感同身受，其实是存疑的。
在香港，王家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。正如影片中所说，一块招牌掉下来，都能砸到三个王家欣。俊贤在寻找的过程中，先后邂逅了上百个与王家欣同名同姓的人，他们甚至因此结缘，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王家欣联谊会。
然而几番兜兜转转，俊贤最终发现，他要找的梦中情人并不叫王家欣，而是叫王安欣。一字之谬，失之千里，打从一开始，他的寻找就偏离了方向，注定不会有结果。
陈俊贤的青春故事，从来就与「圆梦」无关，而关乎一场无可能的寻觅，或者说「梦碎」。尽管电影中的他，在数次被问及「如果永远也找不到王家欣，你怎么办」时，从未给出过否定的答案，只是固执坚守着「我一定会找到她」的信念。
也正因如此，王家欣三个字所指涉的便不仅仅是一个具象的人，或一段对过往恋情的追忆；它更多地成为一个抽象的象征：爱或者希望，这世间值得人穷尽年月去追求的最美好之事。
当剖开这一层面，《王家欣》将故事背景放回到九十年代的离岛区坪洲，重归昔日充满人情味、草根精神及社区共同体氛围的香港，也就有了别种意义，它构建了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联系起对纯朴世代的追怀和想象：在香港尚处青春时，有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，他追梦，从未害怕未来。
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去帮助他，而非站在一个所谓成熟的角度横加苛责：你的思想和行动，always too simple，sometimes naive。
或许这也是黄伟文在《家明》中勾描出的青年形象：一个被唤作「家明」的青年，他心怀冀待，孤身一人去到荒芜危险的天地寻找最爱，哪怕再没有归来的可能（他出发找最爱，今天也未回来）。
这种纯真到决绝的寻梦精神，是时代独欠的「优雅」，而非理想的幼稚病，就算无力协助，也愿你不要施以嘲笑或伤害。
于这个意义而言，所有对于《王家欣》在剧情、人物设计上过于浪漫和不切实际的指摘，反而会显得冷漠。毕竟电影中的时空，可以说是与现代城市切断了连续性的独立体系，是对往日香港，或者说是青春期香港的全面缅怀，那时候人人有梦，无惧梦碎。
而黄修平导演的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，则借一对婚姻亮起红灯的夫妻余凤芝和彭盛华，影射出香港已远离青春，逐渐步入中年危机的状态。电影开始于毕业多年后的班友会，由同学之口，余凤芝回忆起了曾经的飞行少年苏博文。
时间倒回至1992年的香港，余凤芝、彭盛华和苏博文，在英仁中学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美的一段时光。虽移民潮密云暗涌，九七大限仍将至未至；玫瑰园计划正稳步实施，它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基建计划，寓意着灿烂的前景，亦是那一代年轻人心中的梦。
对大多数青春片而言，「梦想」大概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关键词，尽管它早已与廉价的心灵鸡汤混为一谈，变得面目模糊。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有时代的大梦想，也有个人的小梦想，好比苏博文盼着飞上天空，而彭盛华想要做手工王。
在一场饶有趣味的课堂戏里，余凤芝将被人遗弃的白鹦鹉带去上课，任老师在台上大谈梦想规划，底下的学生们已开始嬉耍玩闹，他们吹起一根白色羽毛，看着它在半空中飘飘落落。
待到老师询问余凤芝有何梦想时，羽毛已稳稳降落在老师光秃秃的头顶上，令余凤芝不禁脱出而出「登陆月球」。在这部以「飞」为核心意象的电影里，被遗弃于野外苦雨中的白鹦鹉自然而然成为香港命运的注脚，指涉着港人至今未走出的，对身份的持续焦虑。
同时，在这一场戏里，黄修平将梦想戏谑地置换为梦遗，化作青春期和性幻想的产物，隐约透露出一种「梦想不过是虚无青春之分泌物」的意味。的确，人活在世尚如履薄冰，在维持生物层面温饱的同时，想让自己过得不那么狼狈已属不易，又何必奢谈梦想，鸡汤煲得再鲜美，也无人有幸饮得起。
在电影末尾，我们与余凤芝一起，知晓了苏博文的「未来」。毕业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因为色弱没办法成为一名飞行师，便驾驶着偷来的飞机葬身天空，死于飞翔，以最决绝的方式成为梦想的殉道者。
而留在本土，抑或说是一个回归后香港的余凤芝和彭盛华，则像大多数人一样庸碌平常地活着。
自然，实现梦想从来就非孤绝一条道，足球运动员最后变作健身教练，想环游世界最终成为旅行社导游，手工王有幸在设计岗位上发挥余热，大概也算某种幸运，至少看起来离梦想没那么远。
只是当韶华逝去，不可避免地陷于乏味婚姻，被卷入疲惫生活洪流的余凤芝，也会在夜深之际，因为那象征着爱情错失的遗物痛哭到失声。
进入新世纪后，再谈香港电影中的「港味」，更象是一个伪命题。
《王家欣》取景离岛区坪洲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的大部分场景发生在九龙华仁书院，两部电影都使用了大部分香港人较难接触的闲适环境去讲述故事。
开场鸟瞰香港CBD，结束时辅以维多利亚港的大远景，或是使用航拍镜头将全城景致缓缓尽览，这便是近年来大多数香港本土电影的表述方式，它们试图勾勒出当下香港，或者说一个逐渐陌生化的香港。
而这座城市的昔日，大概可以从苏博文关于童年时代的叙述中触摸到一丝脉搏。他对余凤芝说：自己从小住在九龙城，妈妈怕他被飞机声吓到，每天都会带他去天台听飞机的声音。
讲到这里，一架巨大的飞机呼啸着自两人肩头掠过，它从现已关闭的启德机场起飞，一路飞向九龙城的天空。跟随它的轨迹，我们能看见密密麻麻的繁体招牌，狭窄而人头攒动的闹市街道……这些穿插的市井场景，更贴近以往记忆中的香港。
在谈及拍摄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的初衷时，黄修平曾表示：「当人们遇到困境时，往往会回想从前。事实上人总觉得从前美好，也有一些事实告诉我们从前比现在好。」
怀旧实在是一张太好打的牌，尤其近年来本土情怀日益增长，全香港似乎都在陪同念旧。沉湎怀念让我们暂时离开面目可憎的现在，回到如梦似幻的九十年代：《王家欣》中的电台节目、以手划票的电影院、记载着各家各户号码的电话簿、《电影双周刊》和粤语长片、草蜢的《永远爱着你》、四大天王以及杨采妮；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的手工造飞行器、水火箭大赛、《龙珠》和黄玉郎漫画、TVB连同《大时代》……这些与当下渐行渐远的事物，呈现出的是另一个香港，一个已然失落的香港。
当下逐渐陌生，让人无所适从，于是转身拥抱过去，可过去已然失落，追而不复得，这便是呈现在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的犹疑和矛盾。
尽管黄修平反复提及「初衷」，试图通过电影寻找到「迷茫时我们如何走下去，如何去找回爱的根源」这个命题的答案，但答案，真的有那么容易找到吗？
电影片名从《差一点我们会飞》改成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，由略带遗憾的嗟叹变为怀揣希望的疑问，其中的励志用意不言而喻。
然而混淆在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的价值观和共勉风味，却显得暧昧不清：它借用苏博文之口明确讲出「香港不是一个让人发梦的地方」，似在告诫每个人，狮子山下无梦想，所以别做梦，别离地。
当你试图做一个腾空而起的梦，换回结果只能是命陨天空。也难怪影评人何阿岚称其为全年度最恐怖的香港电影：「有梦想的人早已远去，留下来一些没有梦想，只愿务实的人，在怀念一个虚幻的甜美旧日……」
而《王家欣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看起来励志追梦，却又告诉你，梦会幻灭，人总要学着改变，香港亦然。影片结尾，当陈俊贤终于卖掉茶水档，离开了坪洲，人生最终与音乐无关时，却在公交车上邂逅了他觅而不得的「王家欣」。但此时的俊贤，已不再是那个无所事事、大胆造梦的少年，成为了一名在九七回归前竭尽全力赚钱的房产经纪。
除去这些复杂暧昧的情绪和价值取向，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亦涉及到中英港三地的关系，透露出某些模糊不明的政治症候。
比如《王家欣》中的家姐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的苏博文，均选择了在移民潮中前往英国；《王家欣》里的家姐在离开之前，反复唱着那首「伦敦大桥垮下来」的歌谣；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的彭盛华，在市场打开后，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内地豪客的无理要求；还有情节设计上颇遭人诟病的内地女子莉娜，她身兼两个角色：既是苏博文的最后一位女友，亦是彭盛华的婚外情人，上演了一出世界真细小的狗血戏码。
和大多数后九七香港电影相比，弥漫在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的情绪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地方，怀念这城昔日的辉煌，却只得无奈立于码头，目睹时代巨轮辗过巨浪，寄居在借来的空间和时间中，等待旧时代落幕，残余集体回忆的感伤。
尤记得罗卓瑶拍摄于1992年的《秋月》，结尾处有一艘孤零的船，仿佛自银幕倾颓而下，摇摇晃晃，不知该漂向何方。在我有限的观影经历中，已是所见过关于香港最直接也最悲凉的意象；又或如陈果在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》片末几近挽歌式的呈现，将沉睡中的整个香港拍得好似森森墓冢。
与这些电影相比，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在梦碎之余，至少给出了一丝希望，已算是足够善良。
《王家欣》临近结束时，婚姻渐走入困局的妻子最终学会鼓励丈夫追寻梦想；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片尾一场以狮子山为背景，令百余架飞机翱翔于天空，随后英仁中学校歌朗朗响起：「向前行，携手行，趁青春要奋进，不可辜负眼前好时光」。
在运动落幕，一众迷失的心徘徊不安之际，以回归原点、寻回初衷来共勉，或许已是最好的抚慰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毫无疑问是专注于本土情感的电影，或者说爱港主义电影。
从梦碎的今日回溯到甜美的往昔，从见证理想之幻灭到试图寻回初衷的努力，能看见隐藏在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创作背后的真挚。
然而，这种真挚究竟会沦为让人厌烦的说教，还是无关痛痒的治愈系小清新？在多大程度上能令人感同身受？在我看来，其间的立场多少是透着尴尬和略显无力的，在「初心」和「实现」之间，仍然隔着一定距离。
梦碎之后，未来会如何？当旧的精神解体，面对日渐陌生化的这城，又该何去何从？我们没有从《王家欣》和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中找到答案。
从过去永远找不到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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